懷念江平先生！
江平，1930年12月生，浙江寧波人。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畢業(yè)于燕京大學新聞系，莫斯科大學法律系。1983年-1990年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、校長；曾擔任七屆人大常委、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；1988年-1992年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。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。2001年10月12日，被授予中國政法大學“終身教授”稱號。
江平教授因病醫(yī)治無效，于2023年12月19日12時28分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4歲。
江平是中國法學界的精神支柱，是一位泰斗級的人物，影響早己超出了學術的范疇。作為中國民商法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，他建樹卓著，參加了《民法通則》的制定，擔任《信托法》、《合同法》起草組組長，是《民法典》編纂負責人，在《公司法》、《合同法》、《物權法》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。他是著名的法學思想家，從事了變革時期法律學術奠基工作，在不同時期都擔當了旗手的角色；他又是著名的法學教育家，不僅是他所執(zhí)教的中國政法大學的杰出奠基人之一，而且也是中國當代法學教育的先鋒人物；他更是名副其實的社會活動家，他的身影，活躍于立法、司法、政府、企業(yè)等各個角落，秉持知行合一，不遺余力地參與社會實踐，尤其是法制建設活動。（中國經(jīng)濟周刊評價）
《沉浮與枯榮：八十自述》自序
江平
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以后，主要參戰(zhàn)國政府大多設立國家級哀悼日。我一生中真正能稱得上是故友、至交的人幾乎沒有，這可能與我的人生信條"君子之交淡如水"有關吧!也許是因為自己年輕時被劃成了"右派"，故友和至交逐漸離去，人情淡漠，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!
近三十年來我在學術領域有所成就，可能與兩個人的啟迪有密切關系：
一位是李慎之先生。我與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，那是七屆全國人大（1988～1993年）法律委員會期間，他是法律委員會委員，我是法律委員會副主任，經(jīng)常在一起開會。他那"右派"經(jīng)歷與燕京大學的學歷和我相同，再加上我們對政治的看法完全相同，所以我們之間的談話，可以說是"心有靈犀一點通"。在我們?nèi)ベF州視察工作的途中，他對我說:你們搞法治的，最終會發(fā)現(xiàn)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，法治離不開政治，中國現(xiàn)有的政治制度，你們是繞不開的。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，也促使我更關心國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。政治制度的改革，是中國改革的核心之核心。
另一位是吳敬璉先生。我與吳敬璉先生交往和合作，從北戴河中央召開的社會科學專家座談會算起，也快十年了。我和他是同齡人，在中國改革面臨的問題和出路上，我們的見解是驚人的一致。他常常講，中國的市場經(jīng)濟面臨的主要危險是國家的過度干預，市場過度依賴于國家的公權力，就會造成"權貴市場經(jīng)濟"，所以他大聲呼喊市場經(jīng)濟需要法治。我從經(jīng)濟學家那里得到了啟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，即中國現(xiàn)今私權的保障，仍是市場面臨主要問題。
從李慎之先生和吳敬璉先生身上，我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兩個品質(zhì)：一個是獨立的精神，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壓力，敢于獨立思考；一個是批判的精神，以自己的學術良心，敢于批判現(xiàn)實。在人生已屆80歲時，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實實地繼受這兩個品質(zhì)，高舉獨立的旗幟，高舉批判的旗幟。
往時，曾參加過王鐵崖教授80壽辰的紀念活動，那時，我是以晚輩身份去參加的。今天，人們以我的80壽辰做紀念活動，我是以長輩身份來參加的。從1956年從教以來，我的學生中已經(jīng)退休的就難以計算；從1979年復校以來，我的學生中在政法崗位上的數(shù)以千計；從1991年我開始招博士生以來，將近20屆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。我的弟子們總是勸我寫一本回憶錄，將我的經(jīng)歷留給后代。我一再猶豫之后，還是答應下來。起始是自己動手寫的，把我參與立法活動的經(jīng)歷寫了約十章近十萬字左右，又彷徨起來了，這些破爛東西有誰去看呀？一停筆就是半年多。后來我的學生趙旭東和其他學生們結合我八十壽辰的紀念活動，給我配備一位助手，由我口述、他記錄整理、我再修改的方式，形成了這本40多萬字的自傳。感謝陳夏紅先生的辛勤努力，使我的自傳在我80歲生日的2010年正式問世，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顧與總結吧!出版成書后，叫個什么名字呢？我自己詩詞集中最喜愛的一首是《臨江仙·悲歌》：
"千言萬語滿胸臆，欲訴欲泣無從。長吁三聲問天公，為何射日手，不許彎大弓。翻云覆雨人間事，過耳過目無窮。誰主沉浮與枯榮?欲平心中憤，唯唱大江東。"
于是，從中選擇了"沉浮與枯榮"作為書名，講述了自己80年的"沉浮與枯榮"。
剩下的日子不多了，也不那么重要了，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法學界的后輩們有所啟迪，那就不辜負寫這本書的初衷了。
謹以此序獻給親愛的讀者。
· 終生不悔——四十年執(zhí)教有感 ·
江平
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以后，主1956年，我跨進了我校前身——北京政法學院的大門。今天，我執(zhí)教生涯整整四十年了。
四十年中卻有一半以上的時間不是從事我所學的法學專業(yè)，而當我再度走上法學講壇時，已是年近半百。近年來常與國外學者接觸，40多歲的教授，已是著作滿案，無端的政治運動，誤我黃金學術年華。缺乏扎實深厚的學術功底，是教師的最大不足。自己看的書還不如青年學子讀的多，又何以教人，何以指導他人。四十年執(zhí)教之最大遺憾，莫過于此。
我記得讀過的一篇文章寫道：在學校讀書的時候，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，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懂；在大學畢業(yè)的時候，躊躇滿志，覺得自己什么都懂了；在快要退出歷史舞臺時，飽經(jīng)風霜，卻又覺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。這種人生心態(tài)當然說的絕對了一些，但不失為一種軌跡。我起先總不明白為什么古人教訓我們的美德“禮義廉恥”中有這么一個“恥”字，恥算什么美德!后來才懂得恥者，不足也，知恥而后勇。美德中不寫“勇”而寫“恥”，大概是因為勇可以是匹夫之勇，而知恥之勇才是最大的勇。人的動力正在于此，不忘國恥者，才能拼搏報效祖國；不忘己恥者，才能拼搏完善自我，執(zhí)教更是如此執(zhí)教有如人生，總離不開追求真、善、美。
真，就是真理，追求真理，只服從真理，只向真理低頭!真理是沒有階級性的，不能說無產(chǎn)階級必然掌握真理。下級可以服從上級，但并不能說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級手中，少數(shù)服從多數(shù)也不等于真理必然是在多數(shù)人一邊。真理不能盲從，只有經(jīng)過比較、分析、思考、辨別的過程，才能更接近真理，一種聲音、一種思維是得不出真理的。真是真情，純真之情，不加虛偽，不加矯揉造作。文字能表達真情，語言更能表達真情。一篇文章可能比一堂課更精練，更富于真理，但學生聽一堂課成效可能要比看一篇文章更有收獲，原因就在于教師是以情感在講授，若如播音員般宣讀，又何異于作文章呢!教師之講課猶為真熱情之進發(fā)，內(nèi)心渲泄，傳之以真理，感之以真情!
善，是完善，一堂課猶為一件藝術作品，藝術作品是要精雕細刻的，力求無一敗筆，無一贅筆；一堂課也要力求不要講套話、廢話、多余的話!教師猶為藝術家一樣，每堂課，每件藝術作品都維系著社會對他自身的評價。工人制造的偽劣產(chǎn)品，影響的是商標、產(chǎn)品的信譽，而教師制造的偽劣產(chǎn)品，影響的是他自己的信譽。善就是風格，文章要有自己的風格，講課也有自己的風格，沒有風格就是千篇一律，就是等同他人，就是“嚼別人嚼過的饃”。而嚼別人嚼過的饃是不香的!
美，是師德，師德之最主要的是熱愛自己的教師職業(yè)，可現(xiàn)今以在高校作教師為第一志愿者太少了。我的博士生中有來自臺灣的。一天各自談自己的畢業(yè)后的志愿，不少大陸的博士生以畢業(yè)后從事政府機關、公司工作為目的，而臺灣的博士生卻多以能在大學任教為第一志愿。事實上一個正要畢業(yè)的臺灣博士生也已經(jīng)努力在東海大學謀得了一個教席，只有熱愛自己職業(yè)的人才會真正擁有自己職業(yè)的道德。
只有以教師為光榮的人才會傾注其心血于育人。美，也是氣，大學是最高學府，我在美國哈佛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等一些號稱常青藤大學里看到的校園文化氣質(zhì)，學生的文明氣質(zhì)，尤其是教授的優(yōu)美氣質(zhì)，確實是一般市民階層、商人階層所不可比擬的。只有教師高度文明才能帶來學生的文明，校園的文明，大學教授應是文明的表率，知識的化身，有他應當具有的氣質(zhì)與風度!
四十年的執(zhí)教，行將劃上句號，當然經(jīng)歷了風風雨雨，磨磨難難，但對于我所選擇的道路，此生不悔!如果讓我來世重新選擇職業(yè)的話，我仍將以作一個大學教授為第一目標。
（本文原載于《中國政法大學》校報1996年5月20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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